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指出，当前土地违法反弹现象比较严重，执法形势相当严峻，目前发生的土地违法案件中，地方政府违法占地问题突出，凡是性质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几乎都涉及地方政府或相关领导。（《新京报》４月１６日）

　　据报道，新《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的７年中，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１００多万件，涉及土地面积近５００多万亩，比２００４年全国新增的建设用地总量４０２万亩还要多出近１００万亩。

　　与土地违法案件的层出不穷相对应的，是近年来全国房价的持续高扬。去年，新华社曾有过报道，某省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向记者爆出“猛料”：某些城市房地产价格的过快增长并非完全是市场因素使然，而是某些地方政府“操盘”的结果。为了抬高土地价格，有些地方部门甚至特意请来“托”，在拍卖会上与外地投标企业竞相抬价。现在地方出让土地的收益已经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卖地越多，政府“手头”越活；价格越高，收益越多。

　　“土地违法”为何多由地方政府主导？过去，我国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税收体制，高度集中的结果是地方政府的决策和行为也高度依赖中央政府。然而，１９９０年代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在税收方面有了剩余索取权，相应的，也就有了自己的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聂辉华指出，分税制所代表的“财政联邦主义”改革，一方面赋予了地方发展经济的激励，另一方面也赋予了地方与中央博弈的力量和动力。

　　地方政府也是一个经济人，它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如果说中央希望得到的是一个和谐稳定的土地市场的话，那么，地方政府更多的则是在考虑如何从土地交易中获得最大收益。当政府的收入主要靠土地来支撑，那么卖地，就变成了他们“增产增收”的捷径。从农民手中低价买进，又高价转手给开发商，地方政府的这项独门生意又简单又挣钱。据估计，仅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一项，从１９８７年到２００２年，各级地方政府就从农民手中获得土地净价收益１４２００亿元以上。

　　中央对地方的让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之一，而这样也使中央面对一个两难的问题，如何控制地方势力这种扭曲的“崛起”？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曾说，中南海政策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土地市场何尝不是如此，地方政府“一手遮天”，按照官僚自己的短期利益去规划土地市场，与民争利。这样的结果，不仅使广大群众的利益受损，也将使整个土地开发和房地产市场面临崩盘的危险。

　　政府对土地市场的管制，应该有所为，更应该有所不为。“政府的进入仅限于私人不愿进入、无力进入和私人进入会造成不良后果时。不仅如此，政府的进入和活动应以法律为依据，以收益补偿成本为限，而不应以盈利为目的。”一旦政府进入不适当的领域，政府排他性的强制权力，必然构成对个人经济自由损害。面对如此众多的地方政府“土地违法”案件，我想最重要的，首先是强化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放松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管制，将政府的行政权力尽可能地清除出这个领域，让地方政府回归“守夜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