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在太‘热’了。”1个月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参加了9个关于新农村的研讨会，推掉了20个关于新农村研讨的邀请。他感叹“新农村建设确实非常‘热’，但越‘热’我们越要保持冷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也刚从广东开会回到北京，“这几个月给人一个感觉，尤其是媒体，好像新农村建设指日可待，一批新农村呼之欲出。这不是真实的情况。新农村建设要有很长的时间，现在有些浮躁，甚至可以说是作秀。”

　　同样感觉到这股热浪的，还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局局长唐仁健和农业部农村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

　　4月3日晚，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高层论坛上，该校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的这4位研究员，就新农村建设的深层次问题进行了研讨，并呼吁新农村建设应该让农民得到实惠，要落实到基层，“不能两三年后，一阵风过去了”。

　　最怕基层政府忽悠农民

　　“新农村建设核心问题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现在我们缺的就是钱。”韩俊说，目前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比重，处于历史最低时期———56％的农民用了不到3％的钱，财政支持结构的调整，仍然有很大空间。

　　韩俊说，很多市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看成市民的政府，而不是全体居民的政府。“建设新农村，要真正下决心调整财政支持比例，否则可能成为一个口号。”

　　新农村建设需要多少钱？唐仁健算了笔账：全国目前还有12％的农民住茅草房；农民的饮水困难尽管已经解决，但还有3．2亿人饮水不安全；还有农村的道路、电力等等……“这些钱加在一起，初步估算，新农村建设至少要5万亿元”。

　　新农村建设必须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唐仁健说可以尝试不同渠道：第一，开新税种。第二，增收新的基金，现在，电力有电力基金，铁路有铁路基金，三峡大坝有三峡基金，凡是重大工程都有基金，为什么新农村建设不行？第三，发行农村债券。“还有一项调整存量结构很好的来源，那就是土地出让金。”

　　一方面是筹钱，一方面还担心钱怎么花。张晓山说，中央财政划出3000多亿元，这些钱分散到各个部委，很多作为专项资金，“但三农支出包括的项目非常多，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真正直接用于农村农民，很难说。这些资金投到县里面，林业部门搞林业投资，水利站搞水利投资，可能造成投资交叉重复”。

　　他说，专项资金数额投放，给谁不给谁，怎么给，存在相当的不透明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这容易出现会哭的孩子多给奶的现象也容易产生腐败。”

　　这种担心，柯炳生表示赞同：建设新农村，政府要做的第一是规划指导。其次就是财政扶持，如果国家不加大投入，建设新农村就是口号。“最怕地方政府没有钱还想干事儿，那就是忽悠农民。”他说。

　　乡村治理不能忽视能人作用

　　一位县委书记曾说，“建设新农村，我1个月不开会底下没事情干，所以要经常开会”。对此，张晓山说，目前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干部考核机制占主导地位，但取消农业税之后，新农村建设呼唤新的管理模式和治理结构，管理模式应该从统治型变成服务型。地方同志很困惑，不用这套机制用什么，怎么来考虑，怎么让大家监督，让大家做。

　　张晓山说，必须解决3个问题：行政部门固化的问题、中央条框的关系问题、传统的考核问题。“从宏观角度来看，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要取决于整个宏观体制改革。”

　　唐仁健说，关于乡村治理结构问题，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用了“乡村治理”，“这个词客观地、比较科学地反映了实际情况，也是国际上通用的。”

　　他说，农业税取消以后，乡村一级开支靠政府转移支付，很多专家学者提出，村委会不吃农民的饭，还能否代表农民利益？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建议，既然这样我们再跟农民收一笔钱，叫什么自己说，可这一收跟以前有什么区别，几年的税费改革又回到原点。“我觉得把握一点就是，中国的改革一开始不要讲那么多纯粹，只要把住一条，给农民实惠，不增加负担就行。”

　　唐仁健强调，乡村治理不能忽视乡村能人的作用。他说，过去古代是通过农村的能人，比如乡绅来治理农村。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村这部分能人的作用不可小视，我们发现乡村组织可以发动，但真正号召起来，还要靠这些说话算数的能人，发动以后，农民自己收钱，自己管钱，乡村干部不见钱。（记者 李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