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０年前，冒着风险将土地承包到户，就是为了有口饱饭吃”。７１岁的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顶云乡石板井村陶家寨村民陈高宗，回忆起当年石破天惊的壮举，平静地对记者说。

    就是这个貌不惊人但看上去极其精干的农民，在３０年前将身家性命作为赌注，带领全村村民打破当时以“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为特征的人民公社所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单位”的旧体制，把土地包产到户。顶云因此与安徽凤阳一起，成为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行者。

    包干到户顺民意

    聊起包干到户，陈高宗的思绪回到了３０多年前。

    “１９７５年，农业生产上不去，我们饿饭二三年了。前任生产队长不想干，大家推选我当队长。我认真思考了几天，向村民提出三个要求，一是把生产队分成三个组，二是把土地分为三大块，队里的１５头耕牛也按组进行分配，三是只管新账不管老账。”

    “村民都想尽快改变吃饱饭的状况，答应了我的要求。我们把全村３０多户１８５人分成三个作业组，开始按组从事生产。１９７６年，家里的粮食明显比过去多，就拿我家来说，７口人，粮食吃了一年，还剩１０００多斤，而过去粮食只够全家吃半年。”

    “尝到甜头后，１９７７年‘不如搞到户’的想法在我脑里不断出现。但与当地的大气候相比，‘包干到户’这一提法是要被‘割尾巴’的，风险非常大。干？还是不干？”

    “年初春耕生产前，我与队里分别担任保管员、组长的５个村民一起，到家背后一个叫灯盏窝的小山上，秘密商量这一问题，讨论了一天，觉得只有干才有出路。于是我作了决定：‘不怕，要被上面发现，我一个人担着’。如果大家都挨了，就没办法了。”

    “为了不被上面发现，我们用石头作标记，把土地分到户，栽秧、打田大家一起干，表面上看不出与过去有什么不同。秋收时，有其他人在场，就将粮食抬到集体的仓库里去，晚上没人时，就往自家屋里搬。那一年，让我们终生难忘，农民盼望已久的愿意终于实现了，饿饭成为历史了！”

    时任顶云公社党委书记卢泽江感慨地对记者说：“责任制，是农民群众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生产管理体制。”

    “当年，‘一大二公’的农业生产体制和分配制度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完全扼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出现‘出门一条龙，收工一窝蜂，鸭子翻田坎，出勤不出力’的生产状况，粮食产量不是年年增产、年年发展，而是年年减产，遇到灾情，减产更厉害。”

    卢泽江说：“当时只准农民经营土地，若经营其他任何东西，便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民手脚受到严重束缚，吃粮水平年人均仅２００到３００斤，全公社缺粮面高达８０％以上。”

    陶家寨组村民的实践给了卢泽江启示，在与几个生产队队长开会商量后，大胆作出试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作业组生产责任制，实行定劳力、定生产资料、定当年生产投资，定各种作物的产量，定工分报酬，超产奖励，蚀产惩扣的“五定一奖惩”。

    “有责任制与无责任制，情况大不一样。大灾之年，粮食生产还创历史最高水平，这简直是奇迹！”卢泽江激动地介绍说，当年，全公社２８个生产队有１６个试行这一办法，在夏收作物遭了冰雹，秋季作物受曹旱涝的情况下，１６个生产队个个增产，平均产量比上年增加三成。

    卢泽江说：“尽管在当时这一举措要冒十分的风险，但我们坚信，尊重农民意愿没有错。”

    土地“打包经营”合民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的积极性像火山一并爆发出来，几年时间，农村实现历史性大跨越。但发展进入新阶段，这种模式出现了障碍。

    顶云乡党委书记刘卫融介绍说：“目前我们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全乡属二类贫困乡，１６个村里就有９个是一类贫困村，贫困人口４８００多人，人均收入仅１７００元。”

    刘卫隔进一步分析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但一家一户的土地分散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生产，农民靠土地增收有限，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选择了外出打工。目前全乡外出人口７０００多人，将近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外出，顶云乡近些年来每年约有２０００亩以上耕地“搁荒”。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顶云乡从２００４开始进行集中土地“打包经营”的尝试，探索农业增效的发展空间，尝试获得成功，２００７年乡党委、乡政府决定在全乡大力推进土地“打包经营”模式，农村生产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土地“打包经营”模式，即政府从分散农户手中集中土地，再选择包括外地的种植大户或科技能手进行“打包经营”种植。农户不仅能从承包经营者手中收取每亩５００至６００元的土地租金，还能再到经营者的地里“打工”挣工资。

    为鼓励更多种植大户和科技能手到顶云发展规模经营，乡政府从上级财政扶贫资金等渠道筹资１００万元，对凡是在全乡规划连片范围内规模种植的农户（包括外乡农户），政府每亩补助５００元的种子或农资，同时，协调解决好水、电、路的使用及培训种植技术等问题。

    为确保土地出让经营权农户的利益，顶云乡明确规定，租地种植规模在２０亩以上的种植大户，除了向农户支付土地租金外，必须按每２０亩带动本乡１至２户农户的要求，参与种植和管理，同时向农户支付工钱和传授技术。

    这一政策吸引了邻近县、乡和外出打工的本乡４０多名种植能手承包土地。目前，全乡以西红柿为主的蔬菜产业种植已达５４００亩。

    “顶云土地‘打包经营’模式获得成功，再次证明只要尊重农民意愿，就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就能加快农村发展步伐。”刘卫隔说。

    深化农村改革仍需尊重民意

    农村改革走过30年，有关专家及事件当事人围绕我国农村改革破冰的“顶云经验”认为，当前我国农村问题依然是尊重农民意愿的问题，只有尊重农民意愿，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实现农村的跨越式发展。

    “‘顶云经验’的核心，是尊重农民意愿。”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所长聂秀丽对记者说：“农民最懂得自己该干什么和怎么干。但政府必须很好地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必须高效、廉洁。”

    现已８１岁的时任关岭县委书记的李新全说：“顶云没搞责任制之前，有一个叫吴正刚的小队干部给我写信，述说百姓的艰难生活，强烈要求搞包产到户，我没有立即回信，而是深入群众调查，发现现实情况比信上说的还要严重，社会主义好，不能让老百姓吃不饱。担着巨大的风险，没有经过班子研究，我默认了顶云的做法。人民群众的观点，是从实际工作中得来的，政府应该主动倾听，认真对待。”

    关岭县委书记王猛舟说：“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任务，六七十年代是要解决农民的吃饱和贫困问题，现在是要解决农村发展和农民奔小康问题。广大农民群众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农村改革的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推动农村改革不断深化，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新华社记者 周芙蓉  

                                 (编辑:y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