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山东寿光人“自产自销”，闯京城卖蔬菜，这一模式被不断复制，它突破了农村原有的农产品(000061,股吧)流通模式与商业形态，这是当时我国农副产品流通领域改革的一个创举。随着国家支持农民改革，开辟农副产品的绿色通道，“寿光”模式既为我国现代流通领域改革，也为农村的农业经济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这也显示，政府的政策支持与民间智慧之间的结晶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改革能否成功。

　　从山东寿光到北京，农民运一车蔬菜要走上好几天，辛苦自不待说，但农民们却很高兴。因为，他们要上京城去可挣城里人的钱。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山东寿光人闯京城卖蔬菜的故事。

　　山东寿光是当时我国流通领域改革的一种另类现象：农民可以不经过原有的供销社渠道（即原有的国有商业渠道），自产自销，自己可以长途跋涉去卖菜。在我国流通领域改革过程中，农民的智慧有些出人意料。后来，国家打开了农副产品的绿色通道，也就是说，闯开了农民可以大胆进城卖菜之道。

　　农民自发改革推动我国农村流通领域改革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山东寿光的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土法上马，用土坯和玻璃盖起了阳光大棚。他们要搞温室蔬菜，期望一年四季都能种出新鲜蔬菜。1984年，17户农民投资成立了“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有限公司”，从种植到市场，开始了“自产自销”一条龙的积极探索之路。

　　流通领域的研究专家认为，当时寿光农民提出要将自家种植的蔬菜卖向全国，这是我国农副产品流通领域内改革的一个创举。

　　这些农民在产销一条龙方面的改革创举经验，很快传遍整个寿光地区。而且，当地的蔬菜批发市场的交易也成倍增长。当时，批发市场从仅提供买卖交易平台开始，很快又建起了冷库和仓储系统。随着参与交易的农户不断增多，信息管理和市场管理系统也日臻完善。当时，四面八方的人络绎不绝地奔赴山东寿光学习取经，不久“寿光”模式被各地不断复制。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在利用城市改造的同时，也办起了像大钟寺批发市场那样的农副产品交易集散地。

　　如今的寿光，早已今非昔比。今年4月，山东寿光召开了第八届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山东寿光也已从17位农民建大棚进城卖蔬菜，发展为一个国家级的蔬菜基地。从2000年开始，每年召开一届这样的博览会，至今已经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30个省市区总计565万人参展参会。如今，山东寿光已经成为我国蔬菜生产、科研基地、农副产品信息发布的现代物流港。

　　其实，我国流通领域的改革始于1979年，但改革初期起步的商业改革与农村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脱节的。当时，农村原有的流通领域主要是依靠供销社系统，统购包销农民们生产的农副产品。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开后，统购包销的体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很长时间里，供销社自身的改制并不能满足农民土地承包后释放的能量。同时，市场本身也教育了农民，要获得相对高的利润，必须自产自销，不经过“二传手”，农民当然对统购包销越来越不买账了。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供销社改革如此艰难，说到底是在很大程度反映了农民市场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农民进城卖菜：打破阻碍我国农业经济产业化樊篱

　　虽然农民的自产自销农副产品是改革的新生事物，但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往往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是要被割掉的。所以，它的成长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农民们运输蔬菜的车遇上沿途收费关卡，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他们“赔本赚吆喝”，卖一车菜的收益常常抵不过一路要上缴的费用。尽管如此，只要能卖出自己的产品，农民们还是天天闯京城，向城里运送自家或邻里的蔬菜。

　　农民进城卖菜，也引起了方方面面的注意。有的地方政府开绿灯支持农民，也有的机构认准这是发财的捷径，打起了蔬菜运输车辆的主意。1993年，在一次全国省市领导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当场将一篇题目为 “雁过拔毛何时休”的内部参考文章念给在场的各位参会人员听。这份来自对北京大钟寺市场的调查报告，记载了山东寿光和河北农民口述进京卖菜的种种遭遇，如他们沿途被强行收费的经历。此事震动很大。

　　此后，一场惩治车匪路霸的战役很快打响了，为农民京城卖菜的绿色通道工程也终于启动了。那些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故事，一直延续到90年代。1994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站卡、乱收费、乱罚款的通知》，为农副产品流通保驾护航。三乱问题，一直伴随着农民上路贩运商品多次反弹，国务院在1998年又重申治理三乱，坚持要让农民有一条放心的绿色通道能够真正致富。

　　来之不易的绿色通道，为农民致富开启了新的大门，农民把自己辛苦种下的新鲜蔬菜、干鲜果品送到城市交易，更催化了他们的市场意识。沿着绿色通道，他们开始了将农副产品面向全中国及五大洲的经营之路。

　　可以说，改革开放释放出农民的智慧，他们从进城卖菜到进城建市场，从靠电话联络客户到用互联网下订单，中国农民实现了从绿色通道到现代物流港的跨越。如今，政府支持和农民筹资相结合办现代物流港已经不再是一个神话。

　　从某种意义上，打开绿色通道极大地冲击了中国几千年来小农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商业形态，那种小商小贩小农经济的运作方式与改革中的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已极不适应。从更深层面上来看，农民进城卖菜打破了阻碍我国农业经济产业化的樊篱。

　　流通体制改革促进农民财富增长

　　谁会想到，山东寿光农民进城卖蔬菜，能卖出如此巨大的一个产业。如今，日本和韩国在我国山东和东北都有蔬菜的种植基地，并自产自销到海外上市，这多少也沾了点中国农民买菜经的光。寿光农民的改革创意，也给我国现代流通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和路径。

　　我国流通体制改革始上世纪于70年代末期，且主要是从城市开始的，并逐步放开各类商品按市场规律流通。年纪稍大一些的人都不会忘记“二两花生、半斤油”的生活。当时，放开商品经营渠道的目标其实很单纯，就是要让百姓吃到更加丰富的农副产品，能随意购买到食用油。

　　改革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实在太密切。当寿光农民的蔬菜销售到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时，城里的人喜出望外。因为，他们更期望能一年四季吃到绿色蔬菜。假如完全依照旧体制改造，这一愿望在短期内很难实现。

　　从农民自产自销起步发展而来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正好顺应了当时变化中的百姓生活。1993年，北京大钟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对60位菜农的调查显示，自产自销户占到了50％，其中采取几家合作形式出售自产菜占自产自销户的40％。也就是说，当时农民合作运输农副产品的形式已经出现。当时，山东寿光县十几万农户生产的蔬菜中，70％以上都是自己送入市场出售的。

　　虽然，农民自产自销之路很艰难，但寿光送往北京和上海等打城市的蔬菜源源不断，寿光的经验也向全国不断推广。始于1979年的农产品流通改革，在当时最大的突破点正是这些农民卖菜卖出的经验。

　　在流通领域改革中，给农民致富创造条件，国家逐步放开了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以多种方式组织起来进入流通领域，发展多渠道经营。国家多次治理三乱，都是为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扫清障碍。在流通体制改革中，国家为农民开设的绿色通道逐步遍及了海南、浙江、四川、贵州和新疆等地。国家在进入21世纪之后大力发展公路网络，为农副产品进入流通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人们记忆很深，曾连续多年，中央“一号文件”内容都有涉及农业和农村问题，足以看到中国解决农民问题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建立现代农副产品物流系统也被纳入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中。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副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量很大，如果仅仅依靠农民的自产自销，不仅成本高，对于偏远山区的农民也很不现实。因此，建立现代农副产品物流港，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成为我国投资的重点。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由我国农林牧渔构成的第一产业总值为1018.4亿元，2005年为23070.4亿元（增长了22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提供的数据，1978年时农产品物流总值为527亿元，2006年为13456亿元（增长了24倍）。全国各地农副产品物流港的建设，已经成为近几年的投资热点。

　　如今，我们对绿色通道并不陌生，各种各样的绿色通道在人们的生活当中随处可见。但是在十几年前，绿色通道出现在流通领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情，它预示流通领域改革，承认农民可以直接进入交易，农民在现代市场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得以实现并有了保证。

　　很多时候，人们在评价改革成绩时，很容易陷入精英出思路的前提假象。按照蔬菜绿色通道的现身说法，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民间智慧的结晶，就像农民卖菜的智慧为现代物流开道一样。在这里，政策的最大作用，保护好了那些来自民间的优秀创意和改革的点子。